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作为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面临的重大课题，与时俱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动“一国两制”实践不断深化。

　　香港回归祖国后不久就接连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禽流感和非典疫情的冲击，经济一度陷入低谷；澳门在回归祖国之前经历了连续4年的经济负增长，振兴经济成为回归之后的当务之急。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两个特别行政区的需要，中央政府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及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帮助香港、澳门走出困境，实现经济复苏，并进一步深化内地与港澳经贸交流合作，促进港澳与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内地与香港、澳门分别签署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及其补充协议，不断促进内地与港澳之间的货物、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加强内地与港澳合作，建立了粤港、粤澳、京港、沪港和泛珠三角9省区等合作机制，拓宽港澳发展空间，发挥港澳在内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下，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政府带领港澳社会各界砥砺奋进、顽强拼搏、克服困难、再创佳绩。2011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较回归前的1996年增长54%，其中2004年至2011年8年间的平均增速达5%，是同期其他发达经济体平均值的两倍，人均GDP也升到3.4万美元的历史新高。澳门经济实现了连年增长的良好势头，年均增长率达12.5%。2011年澳门GDP较2000年翻了两番多，人均GDP逾6.6万美元，位居亚洲前茅。与此同时，内地与港澳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已逐渐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交流合作格局。

　　10年来，中央政府坚持全面准确地贯彻实施基本法，严格按基本法办事，妥善解决基本法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重大实际问题。一是2004年、2005年、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对基本法作出三次解释，涉及行政长官及立法会选举办法、补选产生的行政长官任期和国家豁免政策等问题。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对澳门基本法作出解释，明确了修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需遵循的法律原则和法律程序。这些解释明确了基本法有关规定的含义，起到了释纷止争的作用，并维护了基本法的权威。二是根据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解释，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及有关普选问题的决定》。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交的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两个产生办法修正案的批准和备案。这是香港回归以来第一次按照基本法规定的程序完成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改，使香港政制发展向前迈出重要一步。特别是上述决定明确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于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在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以后，立法会可以实行普选，对于香港的民主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三是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2013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和2014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有关问题的决定》，妥善解决了两个产生办法的修改事宜，推动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循序渐进向前发展。

　　作为一项伟大的创举，“一国两制”事业在前进过程中不断面对着新情况、新问题。中央坚持开拓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比如，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的方式，解决了深圳湾口岸香港口岸区由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据香港法律管辖，以及珠海横琴新区澳门大学新校区由澳门特别行政区依据澳门法律管辖的问题。又比如，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和《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中充分吸纳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参与，在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将港澳内容单独成章，明确了充分发挥港澳优势，支持港澳发展、加强内地与港澳合作的政策取向。

　　我们高兴地看到，今天的香港和澳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主进步，与祖国内地的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和扩展，对外交往更为活跃，国际影响进一步提升，港澳同胞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和向心力与日俱增，与内地人民的感情和友谊在守望相助中不断升华。

　　实践昭示我们，在新形势下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必须始终坚持“一国两制”理论所体现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始终牢记并认真贯彻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切实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包容共济促进和谐”的总要求，必须始终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和保障港澳社会各界利益、支持港澳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和反对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等有机结合起来。我们相信，有中央的坚强领导，有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有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广大港澳同胞的团结奋斗，香港、澳门的明天必定更加美好！